尊敬的江老师，各位尊敬的前辈、同行，
      非常感谢我的老同学王卫国教授强调我是新疆来的，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是北大教授，我们台上台下都有民法界的同行，我觉得我更愿意带来来自新疆法学界的一份祝福，石河子的法学界的许多老师如果知道我在这儿讲话，肯定会非常高兴地看到我带来的他们的祝福。我想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是非常重要的，重要性在于开始的时候黄进校长强调这不仅是民法学界的聚会，而是跨越民法学科的。我应该算江老师的关门弟子，关在门外的弟子，我们作为民法的外行也居然能够参加会议而且能在这儿讲讲话，我觉得特别荣光，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特点。我回忆起十年前，世纪之交，江老师那个时候是我们比较法学会的会长，我们学会也会谈论民法典制定的一些话题。我记得梁慧星老师提到９８年民法典制定的倡议，我觉得那个时候民法学界洋溢着一片热烈的气息，不断有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举办。我记得一次在北大图书馆有一个规模很大的研讨会，大家都期盼江老师能成为中国民法典之父，我相信大家当时都期待迅速完成民法典，甚至当时全国人大委员长李鹏也非常想当中国的拿破仑。这样一种乐观的气息很快就出现了问题，比方说我有一次请教江老师，您觉得我们的民法典何时能完成，江老师似乎说了五年大概差不多。我记不大清楚了，过了大概两年，我问江老师，您觉得民法典有没有希望，他说你不要再跟我谈民法典，怎么变得这么快，热情昙花一现，我觉得我们十多年来还是看得到民法同行们锲而不舍的努力，比如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但坦率的说，我虽然是外行，但我觉得那个物权法制定不制定差不太多，为什么呢。物权法和宪法规定了保护私有财产，这与共产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效果不怎么好，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得到那些乡镇政府还可以随意废除承包合同，我们看到延安有一对小两口在家里看黄碟，警察肆意闯入，没收他们的东西。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处境艰难，一个企业家要保全自己财产的办法不是依赖法律而是依赖和官员的关系，这就使得很多官员被拉下水，一旦一个官员出事，很多企业家就被带出来了。我们的官员为了财产安全，他们把财产早就转移到国外去了，他们觉得这个国家不能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整体来说我们的情况非常悲观，而且唐福珍女士自焚让这种悲观的情绪到了极点，我们这些升斗小民只有自焚才能，甚至不能保得住自己的房屋。这是令法律界脸红的事情，是法学专业的灾难，问题出在哪儿？一方面我们有了一些法律，另一个方面我们完全实施不了。我觉得私权的保护或者私法方面的发展可能很大程度真的依赖于公法。这就是为什么过去２０年我觉得江老师在不断超越自己学科的范围，不再仅仅研究民法，呼吁公法的发展，呼吁公法的改善，呼吁公权力的限制，我想江老师２０多年来一直代表学科间的沟通和学术视野的开放。公法方面的权利，江老师说公权与私权的斗争，我想了想，公权如果是侵犯私权的公权，那只能叫强权，我们不愿用公字来形容，加上公就要把权力的权改成拳头的拳。因为它不受控制。公权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来限制国家的权力，政府的权力如何限制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问题。这里面政治哲学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刚才王振民教授追溯了一下历史的发展，他讲５４宪法讲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候没有修改宪法，宪法就像西北政法学院里那个雕塑。宪法可以完全被忽视践踏破坏，在宪法没变的情况下，我们居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居然走向了完全的公有制，这是什么原因。无论是什么社会主义，他本身是排斥私权的，马克思讲法律没有自己的历史，就是要剥夺剥夺者，就要实行公有制，如果不搞公有制就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可以叫初级阶段，振民教授说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关键还有高级阶段， 再长期还有个界限，我们进入高级就又要土改，部分田地，实行公有制了。在这样一个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如何实现私权神圣，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只要我们叫社会主义，我们就准备着将来消灭私有制，准备着将来消灭民法学家，因为民法学家是私权的守护神。
      第二个方面，从公权角度来讲，存在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如果一个市民社会不发达的地方，我们很难想象民法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民法是建立在空中楼阁的基础上，因为它缺少支撑。Civil　law，civil这 个词就是市民社会的概念。我们有没有市民社会，尽管宪法规定了结社自由，我们能够自由的结社吗，我们现在的某些企业去国外开一些分公司，比如海尔到美国，他们到美国觉得没法干，他们马上遇到了工会问题。我们这个工会长期以来就是黄色工会的状态，他使得我们的企业家不知道如何和工会打交道，一出去就是铩羽而 归，没有办法在国外开展业务，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工会，我们是否容许独立的工会，我们是否容许社会结构的变异，刚才下面孙建中教 授让我一定要讲讲其实私权在西方的勃兴跟封建专制的结束有关系，跟文艺复兴，跟人文主义的兴起有密切关系。我认为这都与社会结构有关系，因为社会结构多元 化，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还有一个组织能够号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它就不是一个市民社会，因为它有一个组织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它不可能包容 多元化的利益竞争，议会里面的游说集团，这些东西都不能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得到承认，所以我觉得从公法角度来讲，市民社会阶级斗争，合理的阶级斗争，冲突与妥协，非常重要。
      第三是司法独立对私权保护的重要性。我相信江老师之所以刚才表达了一个说法治是一个艰难的事业，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这主要是与最近这几年的情况密切关联。最近这几年也不知道怎么了，眼看着他家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法治的大厦似乎正在被拆除，一些来自官方的话语让大家觉得中国的路到底朝哪个方向走，这是让江老师感到比较忧虑，让许多朋友也感到忧虑的问题，我觉得从根本上来讲是我们要改造这个社会，我们要建立让社会共同体能够更多理解公权应该怎么样行使，私权是多么重要的民情和观念。
      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在分析政治统治模式的时候提到过三种统治模式，有一种叫克里斯马，或者叫特殊魅力型的统治，学术界也一样，有一些就是有特殊的魅力，他一来大家就特别荣光，整个会场为之期待鼓动，这样的学者就是我们的江老师，江老师这样的克里斯马式的学者，今年江老师现在已经进入８０后，我们特别希望江老师就像一条大江滋润两岸的土地，像一颗亭亭如盖的大树庇佑人民，像一盏希望的灯光让我们绝望者感觉到我们还有希望。谢谢江老师，谢谢大家！